开国大典上的毛泽东和刘伯承
刘伯承元帅有“战神”的美誉。他为新中国的建立，南征北战，指挥若定，屡建功勋。建国之后，刘伯承主动辞去军职，投身到创建军事院校的事业中，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而呕心沥血。但是，一场不公正的“反教条主义”斗争，将患病中的刘伯承元帅卷入其中，他被召到北京，被迫进行检讨……
1彭总来到军事学院
如果有人问，在中国第一个被错误批判的元帅是谁？人们肯定会说，是彭德怀！这就大错特错了。其实，第一个受批判的是那个鼻子上架一副眼镜的元帅刘伯承，他是在授衔3年之后就被批判了。而彭德怀，则是在授衔4年之后。
对于刘伯承元帅，我们知道的是他在战争年代的辉煌。在讨袁战争中他负伤失去了一只宝贵的眼睛；他和杨公、朱德等人发动了泸顺起义；他是长征中的红军参谋长、先遣队司令；抗日战争中赫赫有名的129师师长；威震世界的刘邓大军的司令员。他率部进军大西南，后来又主动提出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去南京办了军事学院……
这里要说的是1958年，一个元帅所受到的种种磨难。按照中国民间说法：“66,不死也要掉块肉。”1958年刘伯承正好66岁。
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头。只要一提到1958年，人们想到的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一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先后在南宁、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两次会议上都挥动着改变中国历史的巨手，大谈所谓“反冒进”，批评周恩来等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打击群众积极性”，“给右派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被加以肯定。会议认为“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这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使中国大地一步一步发起烧来。在全国上下红旗招展大干快上的日子里，共和国军队的高层也在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斗争———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怎么会有“反教条主义”呢？原来，自从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已经感到要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5个整风学习文件，反对照搬苏联的一套东西。从那时起，作为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就开始检查自己的工作了。
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中有没有教条主义的东西呢？实事求是地说，是有一点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军队还没有正规的院校，毛主席说了，你们请不请苏联顾问？反正我是要请的。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借鉴苏联的一些条令、条例和一些教学方法是必要的。这中间有一点教条的东西也在所难免。比如：在学习苏联军队的作息制度方面，要求必须按“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从进入教室上课，到课结束，除了课间休息，不能有一点的松懈。在考试的时候，也像苏联军队那样“三堂会审”严格把关，差一分也不能过关。
这些，在学员中间都是有反映的，有些直接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这么搞，我们吃不消！”“这样考下去，我们要考糊了！”
当时听了这些话，他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对学员就是要严格要求，特别是青年学员。后来学习了中共中央的5个整风文件，刘伯承也看到这些东西对我们的教学是有害的，就要求有关部门作了改正，使之更适合我军院校的实际情况。正当军事学院努力克服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时，事情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这涉及另外两位元帅———彭德怀和林彪。
1957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带工作组到了南京的军事学院。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当时他们作出的关于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他们在写给中央和军委的报告中说：“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选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
“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此时，刘伯承正在上海治病。早在1956年的严冬，刘伯承元帅就因脑病离开了军事学院。由于身体原因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高等军事学府，刘帅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寒风中，他含泪对送行的同志们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了。”刘帅人离开了军事学院，心还在那里。他时常为学院的事牵肠挂肚。当他听说了国防部的报告之后，心情沉重。
在洁白的病房里，他站在窗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在我主持工作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教条主义的东西呢？是不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呢？刚刚开始时，严格按照苏联的操典，后来看到有的学员是有些吃不消，对这些东西也作了必要的改动，这些就是教条主义吗？如果说在学习苏联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面有些生搬硬套的话，那也不能冠之为教条主义。
虽说有些想不通，但他还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检讨这些问题。那些日子，刘伯承总是睡不安稳。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给有关人士写了好几封信，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他写信给在学院主持工作的陈伯钧副院长和钟期光副政委，要求他们认真贯彻彭德怀等同志的指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再经过群众路线，必有成就”。
2林彪别有用心
军事学院党委很快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虽然他们不同意国防部报告的主要观点，但还是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对学院中的教条主义倾向问题作了认真的检查。这时在北京主持训练总监部常务工作的萧克上将对彭德怀的报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彭总对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问题的估计过于严重了，问题只是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有一些不适应。萧克将军上书彭德怀，公开对他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特别不能同意彭德怀在一篇将要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把“正规化、现代化”和“现代化、革命化”对立起来，他认定这样提是十分有害的。
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摆到桌面上来，争个面红耳赤，分出个青红皂白，这在党内是允许的。可怕的是别有用心的人插了手。林彪插手，使反教条主义的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一场所谓的“路线斗争”。
几乎是在刘伯承给军事学院的有关领导写信的同时，北京的军委训练总监部的四级干部会议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训练总监部是建国初期军委所属的一个部，在“反教条主义”后撤销了。首任部长是刘伯承，后来是叶剑英元帅代理部长，再后来是萧克将军任部长。训练总监部主管全军的教育和训练，他们对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也很敏感。当时训练总监部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几年的军事训练和教学的成绩是主要的，教条主义是小的失误；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教条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严重到了危害革命的地步。
林彪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插手的。前几年一直在称病的他，开完成都会议回到了北京。听有关人士向他讲了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的一些情况后，他决定亲自出马了。关于这段历史，林彪自己在一年后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某某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他认为有必要把这些事情向毛泽东作汇报——具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正在关注这方面的事情。毛泽东之所以认可在军队内部大反教条主义，是有历史背景的。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军队很快瓦解和后来赫鲁晓夫解除朱可夫职务的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震荡。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警觉，对军队的事情特别是和平时期的事情要有所考虑。国内有些人的风言风语，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一些影响。据传，有人曾经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还有人私下里议论，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传说不足信，但人言可畏，对这些毛泽东也不能不引起注意。
军委扩大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了这次会议的开法是后来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公开否定了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军队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开展“四大”，这在当时的确是件新鲜事。对这种形式，大多数同志是有抵触的。程世才中将就表示，我可以提供炮弹，但我不当炮手！这种说法自然受到了大会小会的批评。军委扩大会议的前一个阶段，人们还是可以讲话的。但是，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很有点煽动性。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
林彪还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明眼人越看越清楚，这次斗争的矛头直指两帅———刘伯承和叶剑英。而刘伯承又首当其冲。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了有关人士的汇报后，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讲着来了兴致，不管在座的有没有刘伯承的同级或下级，对刘伯承的历史作了一番评价，哪些有功，哪些是过。且不说他老人家的评价有些本身就站不住脚，就连他讲话的场合也是不对头的。
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进一步升温，后来发展到了叫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
刘伯承本来是在外地养病。他接到会议的通知以后，不得不赶到北京。离开南京的时候，刘伯承就有了预感，他一夜未眠，本来就不好的眼睛充了血，红得让人感到害怕。医生说：“首长，您的身体……”他说：“不要再说了，上路吧！”
在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未眠。下火车时，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眼压达到了70多。来接他的同志自然不失礼貌，但元帅还是感到了无形的压力。他被安排住进了北京医院，一边治疗，一边准备检讨。他冒着失明的危险，一字一句地写检讨。
陈毅等老同志来看他，见他病成这个样子还在写检查，真不知说什么好。陈毅说：“你病成这个样子，还写什么检讨？写100个字就够了！要写，我替你写！”
7月10日，刘伯承来到了怀仁堂。他是在别人的搀扶下走上讲台的。刘帅一生多次上过讲台，无论是讲军事理论，还是讲党的方针政策，他都很是自如。但今天他要在这里做违心的检讨！他扶了扶眼镜，开始向军队高级干部讲自己在军事学院以来的工作。这里有实事求是的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评。
功勋累累的刘伯承元帅，拖着病体，忍受着心中的折磨，强站在讲台上，以巨大的毅力，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检查。这时台下爆发出了极其热烈的掌声，有不少同志是眼含热泪听完他的检讨的。
刘伯承作检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保护一批同志，让这件事情平息下去。但他还是太善良。军委扩大会议后期，斗争越来越激烈了。萧克、李达等同志都受到了严厉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检讨，非要他们承认是反党才过关。萧克将军至今还很气愤：“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加入党的，叫我承认反党，我绝对不能接受！”
在斗争会上，蔡铁根大校说了几句真话，被当场撕下肩章，推到台下看押起来！此后这些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后来都受到了组织处分。萧克、李达都被撤了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另外一些同志，有的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有的降职降级。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次“反教条主义”被作为一次路线斗争，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等被折磨致死。那位蔡铁根大校，则像张志新一样，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活活枪毙了！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刘伯承元帅的心情更加不好了。这一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家人都很清楚。特别是他的夫人、战友汪荣华，更明白他的心思。平时就不肯多言的他，此时变得更加沉默。
此后的日子里，教条主义像一块巨石，压在年迈多病的老帅心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双眼几近失明，他对那些极“左”的事情越来越不能理解了。但他还是坚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这一天在慢慢走来。那位忠心耿耿的彭德怀元帅，尽管他从1959年以后就备受磨难，他还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说出了心里话。他让自己的侄女彭梅找到了萧克的家，对萧克说：“1958年的事情，让他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1980年，当总参谋部的领导同志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到了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后来，总政治部又专门发了文件，为这次“反教条主义”所伤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是这些话，已经去世的刘伯承元帅都没听到。汪荣华在《送伯承远行》的文章中，用声泪俱下的语言，告诉他：“伯承，历史如今已经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在你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同志代表党和人民对‘反教条主义’问题作了结论。我终于听到了‘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句你生前想听到而没有听到的话。”
本文选自《走进怀仁堂》，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董保存著。
